占城稻自然叫占城稻,還能叫別的名稱嗎?是的,被懷疑是占城稻的別稱,在史籍上有數十種。
日本學者加藤繁通過對《江南催耕課稻編》的研究,列出了6省41個府州縣中的82種占城稻,包括但不限于五十日占、六十日占、百日早、百日占、五十日黏、六十日黏、早紅蓮、救工饑、瓜熟稻、下馬看等。他認為,帶有“黏”“占”等字樣的稻種,都是占城稻的別稱,因為“占”是“占城”的縮寫,而“黏者,占之誤也”,甚至他連不見“黏”和“占”的六十日白、六十日禾等,也認為不妨解釋為占城稻。
當一種概念無限延伸后,它就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如果將所有秈稻都認為是占城稻,將會把歷史研究引入極大的誤區。例如,無論是“占稻”還是“黏稻”,基本上你都不一定是占城稻,而只是普通的秈稻。
在《說文解字》中,對“稴”的解釋為“稻不粘者,從禾,兼聲”,而“兼”和“占”在古代是同音字,因此,在古代典籍中,秈稻又被寫為黏稻、粘稻、占稻等。在江西、湖北省的記載中,黏稻、占稻等開始出現,而湖南則秈稻稱謂的普及程度還不如黏,到了口音最重的福建、廣東、廣西等沿海地區時,秈稻稱呼已經消失,只留下黏稻和占稻等。
好巧不巧,占稻和占城稻又只差一個字,因此,不僅在很多明清地方志中,會將秈稻的別稱占稻誤記為占城稻,在如今的學術研究中,也會有如加藤繁等學者將占稻直接認定為占城稻,這種誤讀使得人們對于占城稻的影響產生了過大的估計,按照一些西方學者的說法,在占城稻被引進幾十年后,作為帝國糧倉的江西省所種植的稻米,就有70%是占城稻,而到了11世紀末時,長江下游流域種植的水稻有80%-90%都是占城稻。
西方的很多漢學家們,總是習慣有一份材料說十分話,這種駭人聽聞的推測存在于他們研究的各個領域。
但凡事都有例外,西方漢學家們總有審慎的嚴謹學者,例如羅友枝就認為不能對占城稻的傳播進行過大、過快的推斷,在盛產優質粳稻的江南地區,很多稻米生產者和消費者對口感一般的占城稻并不買賬,甚至連南宋政府都對占城稻充滿歧視,規定江南地區的農戶如果向朝廷繳納占城稻而非粳稻的話,那么必須增強10%的附加。這些因素都提醒我們不宜對占城稻的種植范圍進行過于樂觀的猜測。
這種對于占城稻的質疑,并不是僅僅在現代學術界才有,中國古代一些有識之士很早也對史籍中前后不一的描述,表達了自己的異議。
異議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占城稻早熟、耐旱等特性的過度夸大。
如明朝農學大家徐光啟在轉引元代王禎《早稻篇》中“為早稻種甚佳”的記載后,借著就開始了三連問:“賈氏《齊民要術》著早稻法頗詳,則中土舊有之,乃遠取諸占城何也?……豈幽燕之地爾時南北隔絕,無從得耶?抑北魏時有之,后絕其種耶?”認為早稻中國早已有之,過于夸大占城稻對于早稻種植的影響并不客觀。
而明代《衢州府志》則對占城稻據說獨一無二的耐旱特性提出了自己的質疑,他認為“此谷最宜衡蒔,蓋衡州之田躁,歲易旱,何獨無此種也?”同時,他還介紹了當地兩個抗旱成果杰出的稻種“埔稜”“南安早”,這也說明早在占城稻引入之前,全國各地也有各自的抗旱品種。
另一方面則是對占城稻傳播范圍的質疑。
康熙帝在其《幾暇格物匾》中,便認為占城稻“粒細而性硬,又結實其稀,故種者絕少”,但對于宋代那么多稱贊占城稻巨大功用的記載該作何解釋呢?康熙沒有明說,但同樣作為帝王的他,可能十分清楚對于皇帝親自推動的工程,無論結果如何,必然都會美譽如潮的。
例如康熙親自推廣的御稻,他自己都承認“令民間種之,聞兩省頗有此米,惜未廣也”,但在《皇朝通志》中,依然將其吹噓未“圣祖仁皇帝得六月早熟之稻……此為東南有早稻之始”“今廣被炎方,一歲兩熟,實為天降嘉谷”,如果將康熙推廣御稻的時間提前數百年,再看到《皇朝通志》中天花亂墜的夸耀,那么可能另一種“康熙稻”又會成為改變中國歷史的水稻品種。從古至今,皇權都宛如黑洞,任何事物和它過于靠近后,都會被扭曲成形態不同的異化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