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中國的房地產行業是港制,而港制地產是地租經濟的終極結果。
港制地產的核心是控制土地供應,通過最大限度壓縮土地供應來人為制造地租成本上漲,在地租極高的情況下,房地產行業要想盈利就只能最大限度提高容積率,于是容積率極高的樓房式住宅就成了必然結果。
區別在于,香港搞這一套是因為地產寡頭和金融業需要依靠這套體系來投機獲益,而內地則是土地財政吃到了這部分地租上漲帶來的紅利,一樣的地租經濟,不一樣的食利階層。
控制土地供應并非中國獨有,但唯有港制地產在控制土地供應上做的如此極端且激進,實行港制地產的地區往往地租成本非常畸形。
實際上導致國人只能住樓房只是地租經濟造成的諸多惡性后果之一,它造成的另外兩個后果性質上要嚴重的多,其一,是港制地產培養出了整整一代地產官僚。其二,是編戶齊民失去價值。
先說前者,土地財政不僅是一種稅收方法,更是一套制度邏輯,它和官員的升遷任免是強相關的,官員升遷任免依賴政績,而政績的形成依賴GDP數據,GDP增長依賴巨額投資,投資所需資本從土地財政而來,因此,只有高地租才能形成高投資進而形成高政績。
事實上形成了地價越高,升官越快的局面。
長期浸泡在這種體系中,官僚的選拔方向迅速收斂,能夠多快好省的圍繞土地財政把政績做大做強的人成了首選,此類人大量充斥于官僚系統內,他們的整個職業生涯都是圍繞高周轉,上杠桿,上項目,貸款,賣地,刷數據展開工作的,他們對此有極其強烈的路徑依賴,除了這一套外其它方面的能力為零,一旦跳出這套框架或者大環境發生改變導致原有路徑難以為繼,他們很快就會因為題目超綱而手足無措,他們只會這個。
地租經濟發展紅利期,賣地上項目升官這一套難度極低,風險為零,收益極高,大批能力極其有限的官僚也能從中分一杯羹,導致他們的權位職務和他們的真實能力是極其不匹配的,開掛玩游戲玩慣了,人的真實操作水平就會迅速下滑。
而眼下的情況是,地租經濟培養出了整整一代這種能力結構高度單一的地產官。
現在,他們占據著幾乎所有決策和執行機構。
再說后者,地租經濟導致編戶齊民失去意義。
地租經濟條件下,權力結構的基本組成單元不是編戶齊民,而是包稅人階層,編戶齊民是權力結構的局外人,其作用是以自身為原料供養整個權力結構,但在其中沒有任何話語權和影響力。
地租經濟下的權力結構要想正常運作,只需要和包稅人階層達成共識和妥協即可,不需要和編戶齊民進行任何有效參與,這也是為什么不動產行業,城投公司,資管公司,地方性商業銀行對決策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因為決策形成過程只需要和他們達成共識即可,不需要考慮編戶齊民的意見。
在這種情況下,編戶齊民對支撐整個權力體系的價值和作用實際上是被基本無視的,就算嘴上強調一萬遍要重視他們,但實際決策形成過程還是會制度性的排除他們的參與。
編戶齊民就這樣處于一種不斷被消耗,至關重要,但又失語的狀態下。
至于編戶齊民這種原料有朝一日消耗殆盡之后會發生什么,那就是另一個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