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領袖最應該擁有的品質是什么？
是智慧嗎？
是的智慧很重要，可以指定策略，運用謀略，判斷形勢，做出正確的決斷。
不過也并不是最重要，因為你可以運用別人的智慧來為自己辦事，歷史上最聰明的人很少成為領袖人物，因為聰明人都怕死，都害怕風險，所以他們坐不了山頭上的頭把交椅。
作為領袖最需要的品質是勇氣和堅韌不拔的毅力，你不畏風險，沖鋒在前，百折不回，那么你的追隨者才能意志堅定的跟隨你，只有有了這些追隨者，你才是英雄，你才是領袖，你才是王，你才是人中龍鳳。
所以歷史上很多莽漢比聰明人更能在亂世中成就事業，因為他們不怕死，神經粗大。
所以在政治斗爭中，最危險的人物往往是動蕩時期坐直通車上來的新人，他們本身一無所有，做起事來不給自己留后路，也不給別人留后路。
通過數選票來進行裁判的安全模式，實際性上它往往造成虛假的實力對比，當政治斗爭一旦升級到安全模式之上，那么這種虛假的實力馬上就會土崩瓦解。
看看那些不戴口罩排一個多小時隊投票的支持者，看看全副武裝的美國白人民兵組織。
在看看對面連投票站都不敢去的民主黨支持者，在看看亂糟糟的“零元購物團”。
就知道一旦斗爭超越安全模式勝利的會是哪一方。
在《巴黎圣母院》中，副主教說出了“這個將消滅那個”的名言，意思是印刷術將打敗教堂，這句話實際上點出了歐洲資產階級崛起的關鍵一環，他們掌握了對公眾頭腦控制的關鍵工具。
教堂和神廟是過去君權神授的基礎，而近代資本主義政權的基礎就是建立在報紙、雜志、電視等媒體的支撐之上。
在近代以前，一個政權的合法基礎是君權神授和血脈傳承，但是在砍掉了國王的腦袋之后，資產階級迫切的需要一種新的政治合法性來庇佑他們得到政權，那么這種合法性的來源叫做媒體。
就好像盧克索神廟的柱林支撐著埃及法老的權威，索菲亞大教堂輝宏的穹頂詮釋了東羅馬的皇權，蘭斯大教堂和巴黎圣母院的彌撒點亮了法國王冠上的圣光，倫敦泰晤士報和美國時代周刊這樣的報紙雜志也在近代扮演者類似的角色。
印刷術可以大量的復制文字，讓各種報紙、雜志、小冊子流行起來，而且搞這些東西并不需要大量的金錢，資產階級利用這些來和國王和大貴族的擁有的教堂來對抗。
所以印刷術的誕生，讓對民眾的洗腦過程變得非常廉價，通過這種不對稱的戰爭方式，資產階級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對抗教堂的威力。
不過正是因為它的廉價性，大部分資產階級都可以搞，所以搞出的東西也因為不同的觀點、不同的利益而各有不同，經過了很多斗爭和流血之后，資產階級內部達成的共識是，互相求同存異是必要的。
各自都可以在自己能力和財力可以負擔的起的范疇內對民眾進行有利于自己的洗腦，這個過程通常被稱作言論自由。
過去200多年里的資產階級選舉代議制度是建立在媒體上的，如同過去的君權神授建立在教堂的尖頂下。
所以當1948年大選來臨時，杜魯門面對的局面是，共和黨兵臨城下，民主黨禍起蕭墻，腹背受敵，眾叛親離。
當時的民調顯示，共和黨候選人杜威的支持率要遙遙領先與杜魯門，美國媒體都認為結果已經沒有懸念，一些報紙為了搶先報道大選的頭條，甚至在選舉結果出來之前，就提前印好報紙，上面的頭條就是杜威贏得大選。
在這種情況下，杜魯門登上了自己的競選列車——費迪南·麥哲倫號，開始了美國選舉史上最經典的一次行動。
在助選期間，這輛列車在美國內地行程接近40000公里，而且幾乎在路程中的每一個站點，包括一些平時不給信號列車都不會停車的小鎮車站都進行了停靠，在簡陋搭建的演講臺上，杜魯門對當地的居民進行講演造勢，而且每天的接連好幾場。
如果在過去這絕對不是一個合理的選擇，因為造勢活動應該盡可能的在人多的大城市進行，但是現在杜魯門有自己的法寶。
那就是電視機，無論他在哪里電視機都會把總統的影像和聲音傳遞到全國各地。
接著全國各地美國人看到新聞里一個身材不高，臉部線條硬朗的老頭不斷出現在各種造勢現場的，以及下面一天變換好幾次的地名。
簡陋的現場和杜魯門并不高明的講演技巧反而讓觀眾感到親切和接地氣，杜魯門制造的形象就好像一個好萊塢電影里面的硬漢形象，在一片逆境中永無疲倦的反擊，這也是美國下層白人們最樂于見到的形象。
最后的結果也是好萊塢電影似的。
硬漢主角在最后關頭逆轉了局勢，在各種民調機構一片唱衰的背景下，杜魯門贏了。
勝選慶祝時他還特意拿了一份頭條上印著“杜威擊敗杜魯門”的報紙給唱衰者打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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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于 2024-09-14 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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