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復國主義的 “轉移” 概念,即一種委婉表示有組織地將巴勒斯坦本土居民遷往周邊國家的說法,是一個棘手甚至極具爆炸性的話題,眾多關注巴勒斯坦問題的研究者和作家出于明顯原因都對其避而不談。然而,從一開始,這一概念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領導層以及伊休夫(巴勒斯坦的猶太社區)的戰略思考中,就占據核心位置,被視為解決巴勒斯坦 “阿拉伯問題” 的方案。事實上,“轉移” 的想法與巴勒斯坦早期的猶太復國主義定居點以及政治猶太復國主義的興起一樣古老。可以說,它是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最終目標的必然產物,該目標即通過殖民和土地收購 —— 換言之,通過對一個國家進行徹底的種族宗教人口結構轉變,來建立一個猶太國家,而在猶太復國主義行動伊始,這個國家的人口幾乎全是阿拉伯人。
盡管直到 1948 年戰爭期間這個問題 “奇跡般地簡化”,猶太復國主義者解決 “阿拉伯問題”—— 直白地說,就是擺脫巴勒斯坦本土居民 —— 的愿望始終未變,但多年來,根據不同情況,所設想的 “轉移” 方式也有所變化。因此,在猶太復國主義早期,那種一廂情愿的想法,比如政治猶太復國主義創始人西奧多?赫茨爾所說的,本土居民能夠 “神不知鬼不覺地被送過邊境”,或者像英籍猶太作家伊斯雷爾?贊格威爾(Israel Zangwill)表述的那樣,他們會 “卷起帳篷悄悄離開”,很快就被更現實的評估所取代。這些評估催生了一系列策略和規劃,進而產生了一系列具體計劃,這些計劃通常涉及外約旦、敘利亞或伊拉克。到 20 世紀 30 年代后期,其中包括旨在鼓勵阿拉伯人 “自愿轉移” 的農業立法和公民權限制提議。
不應認為 “轉移” 概念僅為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中的極端主義者或激進派所持有。相反,從修正主義右派到工黨左派,幾乎各種不同觀點的人都接受這一概念。實際上,幾乎猶太復國主義眾多開國元勛和重要領導人中的每一位,都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支持并倡導這一概念,從哈伊姆?魏茨曼、弗拉基米爾?雅博廷斯基,到大衛?本 - 古里安和梅納赫姆?烏西什金(Menahem Ussishkin)。“轉移” 的支持者還包括像 “阿拉伯安撫者” 摩西?謝爾托克(Moshe Shertok)這樣的溫和派,以及倡導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享有平等權利的 “和平盟約” 運動創始人、社會主義者亞瑟?魯平(Arthur Ruppin)。更重要的是,猶太事務局(實際上是伊休夫的政府)本身也提出了 “轉移” 提議。
鑒于 1948 年阿拉伯人大規模逃離巴勒斯坦,“轉移” 問題顯得至關重要。本研究旨在探尋猶太復國主義者堅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家園(國家)這一戰略目標,與倡導 “轉移” 這一政治戰略概念之間的歷史聯系。它將在諸如 “希伯來勞工”(‘Avodah ‘Ivrit)、“希伯來土地”(Adamah ‘Ivrit)和 “征服土地”(Kibbush Ha’adamah)等猶太復國主義意識形態原則和教義的背景下,分析這一概念。似乎在 20 世紀 30 年代,實施這些教義的努力加劇,促使 “轉移” 提議整合為伊休夫的官方立場。本研究將追溯 “轉移” 概念的演變,并描述在當時不斷發展的事件背景下,20 世紀 30 年代和 40 年代提出的一些未公開計劃。最后,本書將討論 1948 年戰爭期間猶太復國主義目標的實現情況,特別提及領導層關于 “轉移” 的討論,而非戰爭本身的軍事層面。
對 “轉移” 這一主題采用決定論的研究方法必然會產生誤導。伊休夫領導層在 1948 年阿拉伯人外流事件中的作用,受到戰爭局勢和當地力量平衡的影響。然而,伊休夫軍事力量哈加納在那場戰爭中的行為,無法僅在軍事局勢的狹隘范圍內得到充分理解。只有結合上述歷史背景,特別是 20 世紀 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 “轉移” 計劃,才能對此做出解釋。這些計劃雖然重要性不盡相同,且必須置于各自不同的背景中去考量,但它們清晰地展現了貫穿整個猶太復國主義伊休夫的 “轉移” 意圖和思維定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