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是 “納克巴” 事件(Nakba)六十四周年。“納克巴” 指 1948 年巴勒斯坦人被災難性地連根拔起,巴勒斯坦被肢解并去阿拉伯化。“巴勒斯坦” 這個名字從地圖上被抹去。約五百個村鎮消失不見;歷經十字軍東征仍留存下來的巴勒斯坦人在這片土地上的存在印記被徹底清除,為一個新的軍事化的歐洲移民定居者群體讓路。這一年也是我的著作《巴勒斯坦人的驅逐》出版二十周年。該書追溯了 1948 年之前的幾十年里,猶太復國主義領導層 “轉移” 巴勒斯坦人的理念的發展過程。巴勒斯坦研究學會(The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認識到這個主題持續的重要性和現實意義,選擇借此機會以電子書形式重新發布我的作品。
“轉移” 是猶太復國主義者為將巴勒斯坦人從他們的國家驅逐出去以便建立未來的猶太國家而使用的主要委婉說法(還有其他說法)。“轉移” 對猶太復國主義計劃至關重要,因為如果不以某種方式趕走當地居民,就不可能在巴勒斯坦建立起猶太人口占多數的局面。“轉移” 言論深植于歐洲猶太復國主義者帶有種族主義和非人性化的殖民觀念之中,即 “以色列地”(“Land of Israel”)—— 巴勒斯坦 —— 是猶太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只屬于猶太民族。因此,他們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視為 “外來者” 和擅自占地者,認為這些人要么接受猶太人對這片土地的主權,要么離開。
《巴勒斯坦人的驅逐》一書參考了一系列資料,尤其是原始的希伯來語猶太復國主義檔案材料,記錄了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對 “轉移” 問題的關注,特別是從 20 世紀 30 年代中期開始。最重要的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 —— 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大衛?本 - 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貝爾?卡茨內爾森(Berl Katznelson)、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澤夫?雅博廷斯基等人(Ze’ev Jabotinsky) —— 都主張 “轉移”。這些 “轉移” 的倡導者認為這一想法并無道德問題,甚至連猶太復國主義內部對 “轉移” 提出批評的人,反對的依據也是政治和實際層面的,而非道德層面。對他們所有人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希臘人和土耳其人的人口交換為巴勒斯坦提供了一個現成的先例。將巴勒斯坦人連根拔起并 “轉移” 到阿拉伯國家 —— 最常提到的是約旦、敘利亞和伊拉克 —— 被描繪成僅僅是從一個地區轉移到另一個地區。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辯稱,由于巴勒斯坦人與巴勒斯坦幾乎沒有真正的聯系(也沒有權利),被趕走的人在 “以色列地” 之外也會同樣滿足。
“轉移” 與猶太復國主義者否認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身份和自決權緊密相連。主張 “轉移” 的人堅稱,巴勒斯坦人不是與他們的祖國緊密相連的獨特民族,而只是 “阿拉伯人”、“阿拉伯營地”,或者只是碰巧居住在 “以色列地” 的 “阿拉伯人口”。如果巴勒斯坦人不構成一個獨特的民族,與這個國家沒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并且缺乏歷史紐帶,那么他們就可以毫無妨礙地被轉移到其他阿拉伯國家。而且,如果巴勒斯坦人只是中東廣大阿拉伯人口中的一小部分當地人,那么他們的政治代表就可以被繞過。因此,猶太復國主義者越過巴勒斯坦人與阿拉伯領導人打交道,例如為了所謂的 “約旦方案” 與外約旦的阿卜杜拉國王接觸。猶太復國主義的言論過去提到,并且現在仍然提到,巴勒斯坦人應該與其他阿拉伯人一起居住在廣闊的阿拉伯領土上。
在 20 世紀 30 年代中期猶太人大規模移民到巴勒斯坦之前,“轉移” 一直停留在理論層面。1937 年英國支持將巴勒斯坦分割為獨立的阿拉伯國家和猶太國家,這使得建立一個猶太人口占多數的猶太國家成為現實可能。從那時起,“轉移” 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戰略思考以及猶太事務局(Jewish Agency,由大衛?本 - 古里安領導的實際的伊休夫政府[Yishuv,指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人群體或社區])為 “解決” 建立猶太國家所面臨的土地和人口 “問題” 而進行的實際規劃中占據了核心地位。
盡管直到 1948 年,“轉移” 一直是猶太復國主義者解決 “阿拉伯問題” 的首選 “方案”,但其設想的方式在多年間有所變化。從 20 世紀 30 年代中期起,伊休夫官員以及猶太事務局和猶太民族基金會(Jewish National Fund)的機構制定了具體的 “轉移” 計劃。“轉移” 思維也極大地影響了哈加納(Haganah)的軍事計劃,1947 - 1948 年這些計劃被強行實施,導致 75 萬巴勒斯坦人被驅逐,英屬巴勒斯坦托管地的社會遭到破壞。
對 1948 年之前生活的記憶,以及 1948 年(和 1967 年)大規模流離失所帶來的震驚、屈辱與痛苦,持續影響著巴勒斯坦的政治。“納克巴” 作為一種持續的創傷,在巴勒斯坦人的心理中占據核心位置。它從個人和國家層面徹底改變了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并且繼續影響著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滲透于巴勒斯坦的政治文化、教育、民間藝術、詩歌和電影之中。
“納克巴” 還促使巴勒斯坦人形成了獨特且具反抗性的身份認同。“納克巴” 發生六十多年后的今天,1100 萬巴勒斯坦人中約三分之二是難民或國內流離失所者。以色列國繼續對巴勒斯坦的原住民進行殖民統治、壓迫、非人化對待并剝奪其財產。由于數百萬人仍生活在以色列軍事占領之下或流亡在外,“納克巴” 成為一種普遍存在的狀態。
在巴勒斯坦當前面臨的嚴重危機中,“納克巴” 六十四周年紀念應成為緬懷和反思過去的契機。在學術研究中講述關于這一痛苦過去的歷史真相,對于實現巴以和解至關重要。我感謝巴勒斯坦研究學會以這種新形式將我的書呈現給新一代讀者。揭示過去的真相 —— 這是一種道德使命 —— 只會有助于讓實現公正和平的夢想延續下去。
努爾?馬薩拉教授(Professor Nur Masalha)是倫敦圣瑪麗大學學院宗教與歷史研究中心主任,也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的教授級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