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外最近十余年的研究中,逐漸形成了三種比較有代表性的自殺致病理論,它們分別側重神經生物基礎、認知因素和心理動力因素。
1、應激—易感模型(神經生物基礎)
1999年由曼和他的同事提出。由于大部分有精神疾患者很少實施自殺行為,因此精神疾病不能作為預測自殺的指標。
他們則發現自殺者身上有某種自殺的易感性或是特質,基因的組成結構以及后天獲得的敏感性對個體的易感性或素質都有影響。
5-羥色胺被認為是這種易感性的重要的生物基礎,它的活動水平基本上由基因決定,很少與機體狀態相關。
Korpi等也找到許多證據證明自殺行為與5 - 羥色胺功能降低有關。去甲腎上腺也影響自殺的易感性,但不如5-羥色胺對自殺的影響那么恒定。
他們認為基因遺傳是重要的,但并不意味著自殺是一種“宿命”,因為易感性也受后天的影響:創傷性事件和不良的心理社會環境會加重其生物的易感性;同樣,良好的社會環境和和諧的人際關系都會減輕易感性。
導致應激的生活狀態及因素包括急性精神病或軀體疾病、嚴重的酒精與藥物依賴、嚴重的心理創傷、工作壓力或家庭危機。
當易感性人群處于應激狀態時,其內在的易感性就會表現為易激惹、易憤怒、易受傷的傾向,比常人更容易導致自殺。
在此基礎上,曼提出了廣義的自殺過程中的應激-易感模型,認為自殺是應激因素、保護性因素(包括家庭、社會、文化等因素)與個體素質(包括易感性、人格、認知等因素)三者之間相互影響的過程。
可見他們認為心理、行為、環境等因素在導致自殺和防止自殺的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這一理論不僅打破了自殺是某種精神疾患、或單純是某種危機應對的結果的傳統看法,而且注意到了易感性的生物和心理兩個層面,并將易感性放到各種個體素質和社會文化環境的角度上來加以考察,為自殺的評估和治療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近年來頗受關注。
但是該理論的生物性基礎還存在著困難,甚至受到質疑:比如據曹莉萍提供的國外資料表明,色氨酸羥化酶基因和5-羥色胺轉運體基因都是與5-羥色胺合成、激活、轉運和作用等過程相關的酶,但是前者與自殺沒有直接相關,只和某種與自殺有關的人格相關,而后者則與自殺完全無關。
2、逃避自我理論(認知因素)
此理論最早由Baechler1975年提出,后經Baumeister1990年完善。
此理論集多種理論之大成(如 Vallacher 等的行為身份理論、Pennebaker 的思維層次理論、Carver 等的自我覺知理論、Higgins 的自我差異理論、歸因理論),將自殺中的認知因素與動力因素融為一爐。
逃避理論認為只有環環相扣地經歷以下六個階段,自殺才會發生:
(1)最近的某個事件或狀況達不到自己的期望和標準。可能是因為期望高得不切實際或者是確實出現了嚴重問題、重大挫折,也有可能兩者均有。
(2)不恰當地往內歸因。將對事情的消極評價轉換成了對自己的責備,認為自己有某種穩定的、不好的特點,會使以后遇到更多的麻煩。
(3)覺得自己沒有能力、不受人喜歡、有罪等等,也就是開始出現自卑和低自尊。
(4)由此產生消極情緒。即因自己達不到自己的標準而抑郁,因自己沒有完成外在的責任與義務而焦慮。
(5)認知降低。為了驅除抑郁或焦慮,人們對自己或自己的行為只從具體的短期的角度來看待,只注意眼前的活動和感覺,只考慮近期目標,讓意義的維度從感知和思考領域中消失。比如降低對身份的意識就可以減少負罪感。
(6)當降低認知策略也不能抵擋惡劣的情緒和觀念時,長期的認知降低帶來的喪失意義、不分對錯、易于沖動等特點,就會使死亡在當下成為逃避惡劣情緒和痛苦的自我意識的手段。
此理論解釋性較強,比如,有些自殺者沒有表現出焦慮和抑郁,因為它們被認知降低解除了。有些自殺者也并無沖動的性格特點,因為沖動是認知降低、抑制解除所致。很明顯,認知理論是此派的核心。
3、殺死自我(ego suicide)理論(心理動力因素)
由榮格心理學家戴維·羅森1993年提出。依據榮格的理論,自我是意識的中心,同時也是一個情結,其原型核心為自性(Self)。
人的自性化過程,實際上是一個不斷地殺死自我,不斷地與自性靠近的過程。羅森認為在一生之中人至少有三次機會去體驗這種象征性的殺死自我和新生:早年、中年、晚年。其中他尤其看重早年。
Margaret Mahler等認為人們在兩歲時就有了自我意識,此后自我就認同于內在的父母和外在的社會標準。
明智的父母會給子女很多的支持和贊賞,以使他們更多地成為自己,這部分就成了積極的自我,反之成為消極的自我。
到了青春期,人們在生理、心理、社會、精神上都會經歷巨大的變化。
必然要求在心理上象征性地殺死自我,尤其是要殺死消極的占支配地位的代表父母聲音的自我和來于社會的人格面具和自我意象,這是不可逾越的人生階段,否則就會受到懲罰。
紐伊曼說過:“大量的事實告訴我們,一般來說,一個不能象征性地‘殺死’父母的‘好孩子’,在其以后的生活中,將以犧牲自己的獨立性或是類似的危險作為高昂的代價。”
青少年的自我非常脆弱,任何強烈一點的挫折都有可能導致非常強烈的情緒,殺死消極自我的沖動就可能被誤讀成殺死自己的身體,產生實際的自殺行為。
自殺不過是殺死自我的誤用,而人的心性發展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不斷殺死自我、不斷趨近自性的過程,這與中國的禪宗與莊子的“吾喪我”有相通之處。
這種理論性的假設也得到了不少心理分析學家的臨床驗證,但有關的實證性和量化研究非常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