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 如何評價《可憐的東西》？
最佳答案 2024-03-14 00:00
作為高概念與再解構的代表，《可憐的東西》也有一定的新意。這當然不是說它在形式上的巨大爭議性，而是導演蘭斯莫斯植入的一種“自嘲”，以自身的男性視角和膚淺呈現化作了對刻板印象與審視壓制的側面表現途徑，用自我批判作為“女性主義之必要性”的主題強調手段。
蘭斯莫斯把“嬰兒成長”的概念當成出發點，構建起女性摸索著認知自己獨立性的過程，逐漸從無知，經歷“非自主的女權觀念”，再到最終的真正個體自我，只關于“我”而非“女性群體”的獨立意志。
這是契合女性的角度，因為肉體與思想具有各自層面上的男性依賴，也需要不同難度的獨立過程，二者結合才是真正的獨立。嬰兒對性基于肉體與思想的雙重性認知是成長與“認識自我”“形成個體意識”的重要途徑，“性獲取的被動”也是女性依賴男性的重要掣肘因素，這就實現了二者的指射關系，以前者意喻后者。
嬰兒“觸摸自己”（肉體的了解，性的產生）與“觀察鏡中自己”（產生對自我個體的認知）的成長概念，也就是科學怪人。先從肉體（男女必須接觸）給予的快感體驗（物質）過渡到對精神性欲存在的了解，將肉體層面排除，然后再把精神意識拆分成性欲感受和思想觀念的兩個階段，再導回到“肉體的性滿足也是必要的”，去找到肉體上的獨立，完成真正的圓滿。
器官（物質世界），身體（精神思想），肉體性欲（財富）與精神意識（觀念桎梏）的雙重男性依賴，后者的易破除與前者的難超越。這也發展出了更加社會性的表達。貝拉先覺醒意識而“拋棄肉體性關系的存在”，意味著當下女權的現實。如今的女性主要停留在后者的局限之中，實現便宜取巧的“平權”。這也涵蓋了黑人、階級等議題，進行同義的外延。
電影用貝拉正視肉體依賴與追求肉體獨立，在性關系中達到表面被動之中的實質主動，以掌握對方心理而引導肉體快感，強調了肉體物質與意識思想的結合，實現圓滿的獨立，強調了對肉體從“無意識的器官物質”到“需要被尊重的生命體”的認知改變。超越純思想觀念的“獨立”有著必要性，二者結合后可以帶來性別的勝利，這是現有女權的目標，也是其局限性。這恰恰是電影在最后部分的落點：擁有獨立而取勝的能力，卻回歸兩性和平的選擇，這是女性主義的理想方向。
必須強調的是，蘭斯莫斯其實創作了一個象征性的現象寓言，一部分設計點在于“自我批判”。它生硬地將全片拆成了幾個階段，每個階段的內容都是對“結果”的解構，不展示（任何形式的）的思考之過渡曲線。很多元素顯然是刻意為之的“刻板印象”與“膚淺理解”，遠遠弱于蘭斯莫斯自己的《寵兒》。
“我是男的，不了解女的是怎么思考的，所以重視女性議題是必要的”，或許才是蘭斯莫斯的心思。這讓《可憐的東西》變得微妙起來，也導致了其作品本身的不適與生硬。
電影的切入點有很大爭議，實際上確有意義。性愛是肉體與精神的結合存在，也是男性與女性的必要交互形式，性是自我意識的萌發點，它不可回避，必須完成獨立，從純粹的肉體快感中升華出純粹的精神之愛。這象征著男女在世界中的“必須共處”，找到和諧之道的必要性，肉體與精神，男性與女性，多重意義上的完美結合。女性以此才能完成具有現實可行性的“自我獨立”。
男性與女性的和諧共存，舊世界到新環境的和平演化，才是女性主義的最重要課題，這也是理想作用到現實所必需的可行性道路。事實上，在蘭斯莫斯處理貝拉對丈夫的反擊時，他隱去了開槍的直接畫面，從而沖淡了對立的氛圍，已然流露出了這種意圖。舊男權對女性是徹底的打壓，這帶來了女性的覺醒與打破，其不可持續性顯然不能在女性的身上重蹈覆轍。
對于這種思想，我們顯然需要辯證性地看待。它肯定是蘭斯莫斯對于女性主義可行性的思考，是他誠懇的建議，也有一定的現實意義。“過度強調才能獲得重視”的觀點甚囂塵上，帶來了女性主義為代表的各種議題的愈發升級，對立矛盾逐漸尖銳，失去了妥善解決的可能性，最終更接近于破壞。
然而，這種思想是否也有著蘭斯莫斯出于自身性別的“局限性”呢？我們很難完全否定這一點。這無關于他本人的現實表現，而是來自他在作品中的“自嘲式否定”。
蘭斯莫斯有意地將各種信息進行符號化，構成了針對各社會與時代階段中現象的寓言，卻不做任何的深入分析，用狀態與現象再解構的奇觀方式表現著貝拉在各階段的思想認知狀態，而變化只來自于前后狀態的比較，而沒有觀察復雜事物與細致展開思考后的過程進行引導。這種程度甚至是毫不掩飾的，很可能是有意為之。它是導演的客觀局限性，也恰恰是導演故意擺出來的內容，是自我批判式的內在表達途徑。
電影以最暴力而露骨的角度展示了女性在世界中最不堪的被審視形態，并破除它，這讓人難以接受，帶著強烈的男性凝視感，是男性導演視角下的女性主義電影，卻也由這種不適、粗暴而形成了對此視角的揭露與批判。蘭斯莫斯實際上是在將自己放入電影主題的表達之中，發揮自己必然不可突破的男性視角局限性，作為主題中的反面角色，以身正法地說明男權世界的難以撼動，以自我否定與批判來強化主題。這也類似于電影表現手法之直白粗暴的思路用意，“我無法理解深入，細化展開，無法分析或哪怕接近女性的困境，因為我是男人”，以對自我的嘲諷與否定來突出主題的必要性與表達的真切感，以自我的創作和思想不足來互文作品主題。
同時，這也帶來了本片的客觀缺陷。在大部分時間中，蘭斯莫斯都回避了對現實語境的進入，拒絕細化展開女性主義的具體內容，也模糊了女性在走向可行性落實中的思考轉變過程，甚至連現實里的女性相關環境、受壓形式，都做了奇觀式再解構的呈現。他并不深入，也并不落地，而是以高度的形式化風格、極端化手法、“當代”化---吻合當今獵奇、奇觀、符號傾向審美---電影創作，博得外界的關注度，內容卻更多是對各種現象的結論狀態呈現，各個階段的思想結果，從“當下缺陷狀態”到“未來理想模式”。
這種做法當然是他的自嘲，是對“男性無法擺脫男性凝視之思想局限性”的自我否定，以之強調“女性無法獨立之男權現狀”的不可解，以及“爭取女性主義”的絕大必要性。但這也局限了作品本身的意義，它自己恰恰成為了片中否定了的“脫離現實之女性主義表達”，也帶有“過火才能獲得關注”的不正常思路。這當然構成了另一個層面的觀點，但終究只是對現實的一種互文，如作品里展示的過火女性主義一樣，無法對現實世界做出更多的積極影響，包括態度的自嘲也是如此。
事實上，蘭斯莫斯的觀念缺陷也體現在了“矯枉過正“上，他全力拿捏著和諧的尺度，卻依然未能保持住平衡。電影的亮點在于對《科學怪人》的推翻式借用，《科學怪人》的弗蘭肯斯坦是男性，而本片則是女性，兩部電影的時間跨度暗示了“女性壓迫”與“女權意識“在當代的愈發嚴重與進展，曾經的獲取真愛變成了獲取“性肉體”，更暗示了女性待遇的長期性。而“被造物反抗者”的男變女、結果的消極變積極的設計對比，也強調了女性更強于男性的崛起，古德無法做到，而女主角卻可以。
這引出了“可憐的東西“。它看似指貝拉，是男權父權定義價值觀之世界中的女性，是男性“起點”對她的憐憫。古德對她死亡，助手對她被改造，都有著極強的男性上位凝視意味，這是古德的god視角。實際上，“可憐“的卻變成了男性們，哪怕最高位的“god”古德，也處在魚眼鏡頭的“外部審視”中，是父權剝奪器官與性能力的弱者，在女性面前根本談不上“賜予”，因為他沒有愛情的意識，器官也同樣被摘除，反而是女性才能將真情輸出給他。“起點”的男性高位之憐憫只是既有世界里的虛假，真正可憐的是弱而不自知的他們自己。
這作為“真相”逐漸揭露而出，在貝拉的覺醒中逐漸變為“終點”的有意義憐憫：作為清醒的女性，憐憫混沌的男性，給予他們真正的“非打壓狀態”，同時不拿出男性憐憫的居高臨下與性別歧視姿態，而是平等的和諧共處。從客觀上看，這顯然是一種矯枉過正，蘭斯莫斯陷入了一種過猶不及的心態，只能將女性擺到高位，變化的只是形式而已，因為真正的和諧平等就不存在“可憐與被可憐”。
蘭斯莫斯其實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才會有意地將結尾落回到現實主義語境，強調“現實里的可行性”。包括他最終給出的觀念，也是從非?！安黄嬗^”的現實角度出發，給出一條甚至有點中庸保守的建議。但在結尾的處理中，蘭斯莫斯的客觀缺陷暴露也完全展示了出來，他已經落回到了現實主義風格之下的現實可行性探討，對其方案的呈現方式卻依然是奇觀化的“人變羊”，以及符號化的“各人和諧”。
過于直白表現手段，極其直給的行為指向性，甚至省略戲劇基本過渡交代環節的劇作，讓本片似乎成為了各種政治電影的逆反者，戲仿地嘲諷了“故弄玄虛，實際上表達直白到粗糙”的政治正確電影。同時，它又是其中最為“不偽裝“的存在，最明確而持續地展現著自己的“直白“之呈現意圖，而沒有同類電影在展開過程與表面劇情上的故作高深 ，在主題表達卻又粗暴急切的“既要又要”之丑陋。
于“直白的思想價值觀表達“而言，它無疑是絕對真實與誠懇的，體現著它對此創作內容與方式的完全選擇自主性，創作態度加成了電影的主題內容。同時，這也說明了本片的目標受眾：需要讓更多人理解作品主題，因為它于當代現實世界而言非常重要。
但是，蘭斯莫斯在理念與呈現上的現實化不足，嚴重削弱了他想要達到的效果。他的觀點固然因其和諧而比較現實，卻也無視了愈發升級的敵對與極端化現狀，同時沒有給出對它的改善辦法。這讓他自己的和諧理念失去了真正具體的確切可行性，淪為了一種“只是理論上可行”的存在。
我們不知道現實里如何孕育出它，只能表示其大方向的正確，實際作用不過是另一個形式上的口號，就像片中否定的那些東西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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