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比》更聚焦女性主義本身,觀點傾向上也有著適度性的調整。就像《綠皮書》之于黑人議題一樣,它給出的是“做自己”,強調性別之間的去陣營化,不再受制于自身屬性圈定的“集體性思想與立場”,而是著重于自己個體的愿望,從束縛中獲得自由。
在女性電影里,《芭比》算是非常大膽的。它并不是非常普遍的“正確式”女性主義作品,而是試圖思考女權思潮興起的本質,指向了參與其中的所有人,無論男女,給出了“群體定義下個體性的無意識弱化”,希望所有人能夠跳出性別群體的桎梏,真正以自己的本心去選擇與行動。
金發美人也好,心理病人也罷,重要的是“真實自我樣貌”。它最大的勇氣,便是對女性主義思想的“演說式”呈現。這種強行灌輸感,看上去是電影主題表達的乏力,實際上卻正是真正主題的有力強調:這種無限上升思想性,對男權禁錮下的芭比等進行反向灌輸的滔滔不絕,其實就是如此蒼白。真正的獨立自主之人不需要任何來自外部的思想指引,只需要對自我本心的傾聽與忠實。
“跳出群體,去做自己”,成為了《芭比》的最終落點。男權社會下的“女性物化與男性至上”,女權社會下的反置倒轉,其實都只是個體性缺失之后的群體性被定義,人們不再真正擁有只屬于自己的思想與情感,而是在性別陣營中隨波逐流,一切受制于時代的社會語境。
在最后,芭比和肯終于跳出了各自由玩具命名而賦予的群體名稱,肯在芭比的引導下意識到“肯就是我”,首次強調了“我”這個概念。他與芭比的愛情正是對此的表現,二人真心相愛,卻由于群體性的性別對立而走向分裂,直到最后才重拾了獨屬于二人而非“男性或女性”的情感體驗,在解除掉性別帶來的敵意后,感受到彼此之間的真誠。
消解性別的立場敵意,強調回歸自我的個體本心,有了這一點,《芭比》就擁有了女性主義電影大潮中的超越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