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女性主義出發,輻射到了對整個社會思潮的表現層級。它進行了對“抹除最親之人的純粹情感關系”之本因的拆解,死亡并不僅僅是對肉體生命的描述,更作用于所有相關人物原本擁有的親密生活,從死者到他的親屬。作品試圖剖析當代歐洲社會的復雜現狀對個體生活的消磨與其背后成因,究竟是什么樣的社會環境導致了這種現象的發生,甚至發展到涉入死亡的程度。復雜化觀念的深入生活是一方面,它混亂了家庭關系,而陣營立場的兩極化對立傾向則是另一方面,它粗暴地定義了混亂,最終導致了關系的破裂。
它當然與女性關懷有關,表達的是女性在外界賦予的種種價值觀后的夫妻關系異化,自己成為被迫的加害者,這些“價值觀”中甚至也包括了外界定義并奉之如信仰的“女性主義”本身。女性被其籠罩,男性則站到其對立面,雙方都在當代歐洲社會中存在感強大的女性主義潮流中浮沉。如此一來,真正與個體女性有關的一切,事業的追求、夫妻的愛情、家庭的溫暖,都會逐漸破滅,而這些才是女性的生活中理應最重要的東西。同樣地,個體男性其實也被卷入其中,個體的兩性都只是社會現狀中的受害者。這讓影片的表達進一步地延伸開來,也更加全面與客觀,而非滿足于對性別對立的膚淺挑逗。
結尾給出的不過是一個個的虛假和諧,只是暫時性的美好。母親與兒子的關系,兒子對母親的信任,母親與“父親”(狗)的關系,律師與母親的關系,共同組成的“外部因素消除后的純粹家庭親情環境”,都是如此,他們其實并沒能“上樓”而逆轉“墜落”。事實上,他們始終處在社會的影響之中,根本不可能獲得任何可持續的情感關系,注定被種種因素所影響。
進一步地說,這種社會的影響甚至也包括了“掩蓋”。就像檢察方所說的那樣,兒子最后的證詞并不足以作為自殺的證據,法庭的無罪宣判事實上是有待商榷的。因此,看似兒子勝利的母親無罪結果,事實上也不過是由“社會”在其語境之下的決定,是“吻合社會思想”之物,依然與其表面的“兒子拯救母親的母子親情”沒有太大關系。對母子親情的強調,事實上只是社會的“偽裝和諧”罷了,這便回到了影片開始時母親的狀態,將她的“幸福生活之表演”從個人上升到全社會。社會對“情感關系被影響與破壞”的真相進行了掩蓋,構成了影片最終的落點。它讓“掩蓋”也從母親的個人層面上升,去到了全社會的高度,社會不僅在給予種種復雜因素的負面影響,也在進行著對此影響導致悲劇結果的掩蓋。這是整個歐洲在種種深刻社會矛盾對立之現狀下的“虛構太平”,而這一切終究會像母親的偽裝一樣,難以長期持續下去。
無論墜亡事件的真相如何,兒子在“社會濃縮之庭審”中被影響與改變的遭遇已經構成了對本質的真相揭示:如此以價值觀判人且格外強調價值觀對立的社會中,父母不可能僅以愛情而抵消負面影響,連同純潔之身的兒子在內,任何人都做不到這一點。同時,具體真相的模糊,更意味著這種情況的“被日常掩蓋”在持續:歐洲人依然生活在表面的開放自由包容之和諧之中,冷酷絕望的真相尚沒有被暴露在明面之上,但生活的內里卻始終掩藏著各種陣營分裂與思想敵對。“具體”的模糊無疑也拓寬了其真相的范圍邊界:針對其事件本身,具體的真相可以有千百種,卻無一不是絕望而消極的一面,這已然是家庭生活的本質定義之真相,甚至比某一具體限定的確切真相更加極致,引導出了一種“全無希望之路可言”的絕境。
本片以外界對“死亡定性“的討論和舉證為主,在其語境下再現家庭生活和親人關系,已然決定了一家人在思想極度對立沖突之社會現實籠罩下的情感淡化與關系破裂。每個人都在用價值觀去判斷別人的行為動機,將理應只圍繞情感的愛人關系被放置在了社會價值觀的分歧中,這也包括了各自性別陣營化的觀念。
并且,這與眾人在辯論中采取的方式產生了呼應。無論持有什么觀點,每個人都在用理性邏輯的方式進行舉證和推論,互相針對對方的邏輯漏洞。這無疑是非情感化的冰冷角度,眾人由“多人數、多角度、多國別、多人種、多性別、多年齡、多階層”而共同組成了多元化的整體社會,卻共同秉持著純理性的思維方式,全無任何感性判斷,因為這不符合法庭官司所需,這種對法庭辯論的主題性活用非常巧妙。而在更具體的層面上,其他人持有的“母親殺人”與母親的“自殺”形成了對立,實際上卻有著“夫妻失去情感關系”的內在一致性,二者共同組成了“墜亡”的主要剖析方式,卻均是消極絕望的方向,這無疑已經說明了家庭狀態的真相。
導演試圖對夫妻關系破裂添加遠多于一般同類作品的內因側面,讓他們幾乎包括當代西方社會中所有會產生立場對抗的價值觀內容,以及社會的客觀環境。同時,作為“破裂發生前“的“復雜社會因素”在“破裂發生后”的對應,電影還需要展示各種證據與實驗,將本應關于感情問題的死亡變成各種其他因素交織下的解構產物,影片由此“吵架中的墜落”之單一事件進行了反復多重的拆解與推導。在懸疑片的觀感上講,它似乎是啰嗦而停滯的,沒有直觀呈現更多的夫妻生活內容,更沒有真相反轉的多重與層面升級。
但是,從主題而言,這種對“某一簡單事件”的無限“植入各種因素”,用不同的思維、知識、證據、價值觀進行推論定義的“復雜化”,正對應了“單純的夫妻感情關系”被種種外部因素影響與改變至破裂的過程。
這樣一來,電影在廣度無限擴充,試圖做出社會浮世繪的同時,在單一側面上的深度就必然讓步了。它有著對“感觀”的出色表意設計,但于“剖析”而言卻顯不足,更多是在給出”可引發感情破裂”的概念,這也吻合“感官”提供的概念化表達語言。事實上,這也是當代西方電影的一個共通點,高概念化的政治傾向表達已經成為了最主流的藝術創作方向。
本片并非傳統審美上的頂級之作,卻在表達內容、方式、完成度上足以成為如今西方電影的強時代性標志,讓它具有了一種偶然而得的意義。作品揭露了這些復雜的價值觀是如何影響歐洲社會的,從陣營化的性別觀念對立到各種復雜的價值觀。這其中也包括了歐洲當代的電影創作。歐洲現在的電影藝術已經無限集中于政治內核+概念包裝,概念化可以把作品包裝的很好很高級,但因為過度不落地與不具體,從人物狀態到事件發展,因此對其主題很難深入,只是用概念包裝了現象。